​乔举平：临洮“花儿”

乔举平：临洮“花儿”

每春暖花开之时，你只要来到临洮，一踏上这里的山岗田野，随处都会听到一种气韵悠长的山歌，粘着野花的香露、裹着泥土的气息，穿山越岭飘到你的耳畔。一声声颤悠悠的歌唱，是爱的表白、是情的宣泄、是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渴望，这消魂荡魄的曲调就是“花儿”了。

“莲花山、山连山，花儿越唱心越甜，拴住日头唱三年。”“莲花山是石头山，尕妹活像白牡丹，看是容易摘是难。”“紫松山下是洮河，一对鸭子一对鹅，鹅鸭不离洮河水，尕妹不离情哥哥。”没有谁不被这火辣辣的歌声所打动吧？这是我在故乡紫松山六月六花儿会场所听到的“花儿”。

紫松山是“花儿”的故乡和摇篮，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首先拉开了临洮、康乐境内五十多个“花儿”会场的序幕，直至农历六月六将盛大的莲花山“花儿”会一路推向高潮，吸引临近三地七县数万群众不远千里来游山、对歌、经商、采风。“花儿”会期间帐篷满山、花伞飘摇、人山人海、歌声如潮，“花儿”唱红了紫松山。

临洮流行的“花儿”以洮岷北路“花儿”为主，也有河州“花儿”。在南片的衙下集、南屏、玉井等乡镇主要流行洮岷“花儿”，演唱曲调为“莲花山令”，演唱方式是分两组搭班对唱，每组三至五人，有一人负责编词、协调、组织等工作，叫做“串班长”，一首“花儿”每人轮流唱一句，最后以合唱“花哟，两莲儿”结束。也有一个人唱完一首“花儿”的，但那需要很好的音域和娴熟的换气方法，否则很难一气呵成。

全县大大小小三十多个“花儿”会场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南乡的青山绿水之中，每逢会期，四面八方的歌手和群众蜂拥而至，人如潮涌，歌声此起彼伏，整个会场变成了歌的海洋。

洮岷“花儿”以创作的即兴性、韵律的固定性、语言的乡土性为其最大特点，俗称“野花”。代表性曲令有“莲花山令”等。因具有独特性、民俗性、依存性、程序性、群体性、娱乐性和通俗性等特征，被国内外学者誉为“西北之魂”“西北的百科全书”。

“花儿”会上的演唱形式多种多样，有群体赛唱，即唱家们事先约好的“联手”，少则四五人，多则十几人。演唱时两军对阵，即兴编词，高潮迭起，赛智赛敏，妙不可言；有独唱，即优秀而自信的“花儿”把式，一人独自为大家一展歌喉，尽情抒怀；大多是两位或几位歌手组成两个班子相互对唱，一决胜负。

还有合唱，这是一种规模更大，人数众多的演唱形式，很多人同唱一首“花儿”，群情激昂，花海歌潮，或一唱百和，山回谷应，场面十分壮观。最有趣的是马莲绳拦路，当地人用生长在山野的马莲草编成绳，拦住游人去路，要你对唱“花儿”。遇上会唱“花儿”的，此唱彼和，且对答风趣、幽默，更会引来不少围观的人，在阵阵喝彩声中放你通行；还会为你端出自酿的青稞美酒让你品尝，与你交友，若是不会唱的或对答不上的，过路就得拿出事先准备的瓜子、糖果之类，送给拦路者以求让路通行，走一处，拦一处，既是歌声，又是考场，问得妙，答得巧，内容广泛，别开生面。

“花儿”会期间，更是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大好时机。在封建传统媒妁之言、家族包办婚姻的严酷禁锢中，只有“花儿”会期间男女青年才可以上山以花传情，以歌寻爱，寻找自己的心上人，这样达成婚约，则不为父老乡亲所斥责。青年男女以歌为媒，传情达爱，演绎着火热的爱情，也产生了无数优秀的爱情“花儿”。

爱情是一切艺术形式恒久的母题。洮岷爱情“花儿”也不例外。尽管“花儿”的内容随着不同身份、性别、年龄、境遇的吟唱者不同有所区别，但最吸引人的还是爱情“花儿”。它是“花儿”中最灿烂夺目的奇葩，让无数人心旌摇荡，浮想联翩。

“妹像一朵白牡丹，我嘹着不到哥跟前，心像鹁鸽翅膀扇，扇得天连地动端。”“尕兜兜里装冰糖，银子项圈亮晃晃，你像活娘娘一样，嘹着心上颤得慌。”“大河坝里起黄沙，贤妹好比一朵花；有心把花摘一朵，就怕刺儿把手扎。”“土黄骡子驮铁哩，吃饭就合吃药哩;三天不吃我不饿，心想尕妹跟前坐。”“手拿镰刀没割的，镰刀要割沙柳呢，阿会儿把你得我呢，活像干树结果呢。”“花钱绣了鸳鸯缎，五尺身材一条线，两个眼睛滴碌儿转，脸世活像牡丹绽，千人万人把你缠，叫我阿门眼不馋。”

“花儿”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以爱情、婚姻为主要内容的。这些生长在山野自然中的歌，寄托了无数人的情怀，那悠扬宽广的旋律曲调，回荡在高山旷野和人们的心灵中。在这些情歌中，倾诉了相互爱慕之情，表现了忠诚高尚的爱情，有的反映了别后的相思与企盼；还有控诉封建礼教，大胆追求恋爱婚姻自由的“花儿”，内容十分丰富。

由于“花儿”的内容不同，题材不同，曲令不同，演唱者不同，风格和特色也各有不同。有的婉约、有的豪放，有的缠绵、有的刚健，有的含蓄、有的粗犷，有的诙谐、有的苍凉，有的朴实、有的夸张。雅俗共赏，情真意切，让人回味无穷。

关于“花儿”产生的源流考证及学术讨论，是多年来学术界一直探讨的问题。“花儿”是西北地区原始文化中的土特产，地域性非常强。“花儿”最早是由原本在这里代代生息繁衍的古羌人创造的。这一形式在商朝时期就已经存在，只是称谓不叫“花儿”罢了。它是飘荡在我国西北大片土地上亘古的天籁之音，作为一种民歌形式，其产生的确切时间只能比《诗经》早，不会比《诗经》晚的，正式被称为“花儿”最迟也不会迟于魏晋时期。

临洮“花儿”具体始于何时现无从可考，但综观有关“花儿”的历史资料和近年来专家、学者的研究论证表明，流行于洮河流域的洮岷“花儿”最早可能追溯到南宋时期。

据史料载，宋神宗五年至七年，王韶两次开拓熙河，升镇洮军为熙州（即今临洮），并建置熙河路，他向朝廷所上奏折中有“蕃酋女子联袂围绕汉官踏歌”之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２４１），所述演唱形式酷似洮岷“花儿”特征，地点也在现在的临洮，证明临洮“花儿”至少在当时已经产生。

至明代，“花儿”在洮河流域已相当盛行，这不仅在其它相关文物遗存中得到证明，而且在当时的一些著名诗人的作品中已屡见不鲜，只不过未直接提及“花儿”一词罢了。如明代才子解缙被贬谪河州途经洮河时所作的《寓河州》一诗中写道：“春风一夜冰桥折，霹雳声如百面雷。亦有渔人捕鱼者，短歌微送月明归。”再如杨继盛在《过渭源》一诗中也写道：“随车甘澍南山遍，澈底清流渭水长。一路氓谣亲听得，福星高莅荷君王。”诗中所说的“短歌”“氓谣”无疑当属洮岷“花儿”。

在一首莲花山“花儿”唱词中就流传着“明朝年间洪武年，莲花山上就朝山”之句，说明洮岷“花儿”以及“花儿”会在当时就颇具规模了。到了清代，“花儿”在临洮的盛行规模自然已经达到了鼎盛，临洮籍著名诗人吴镇的《我忆临洮好》十首之九中“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两句妇孺皆知的名句更是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临洮“花儿”的绰约风姿，成为直接记述临洮“花儿”的经典名句。

新中国成立后，临洮“花儿”园地人才辈出，老一辈歌手有丁如兰、靳尚明、李友辉等人，曾把“花儿”唱到了北京中南海，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新一代歌手周仕芳、赵惠琴、曹永等在省市“花儿”大赛中屡屡夺魁获奖，临洮“花儿”叶绿花红，春潮荡漾。

“花儿”作为一种口传的精神文化，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是历史文化系统形成的积淀，洮岷“花儿”和河州“花儿”在新石器时代受仰韶文化的影响，从流传至今的“花儿”中可以找到原始民族历史文化，特别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原形。可以说它是我国民歌宝库中独树一帜的奇葩，是研究民间艺术的活化石。“花儿”忠实地记录了千百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真实地反映了普通大众的思想感情，风俗习俗，是老百姓世代创造的“生活百科全书”。

“花儿”作为民间艺术的一个支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的持续进步、人民的安居乐业、人们对精神文化日益需求的今天，它又是一个新的文化产业，挖掘、整理、弘扬“花儿”艺术，是发展旅游业的深厚资源，是一道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许多民族民间文化几乎都经历了由盛而衰甚至消亡这样一个轨迹，“花儿”当然也不例外，只不过由于它特殊的形式和具有的艺术魅力，生命力相对来说比其他形式的民间文化强一点罢了。从近年来的走势和迹象来看，在随着诸如社火、庙会等其它民间群众文化形式的淡化、变异或消亡之后。“花儿”也正悄悄地经历着同样的命运。

好在政府和文化部门在共同努力，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在有序进行，“花儿”做为最具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列入了重点保护项目，如何保护与传承、如何使“花儿”这种民歌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问题。

如果我们珍视“花儿”这一特色民间文化的发展，遵循经济发展规律，遵循民间文化发展的特有规律，努力挖掘“花儿”特色文化在新时代的自身价值，在与经济的有机结合中发挥优势、推陈出新，我们就能够真正达到挽救“花儿”这一民间文化遗产，继承和弘扬民族精粹，进一步推动临洮特色文化发展的目的，使“花儿”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永葆艺术的青春。

你听，山那边又飘来了悠悠的“花儿”，是这片热土激情澎湃的合唱：“洮河流珠美名传，花儿唱了几千年，临洮城是好家园，绿水长流歌声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