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观及其对中日关系的深远影响

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观及其对中日关系的深远影响

日本明治时代开始全盘西化，而在此之前对日本文化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国文化，结合相关史料，我们发现，日本明治时期的中国观正在经历一次深层次的转折。本文将为读者详细介绍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观及其对中日关系的深远影响。

明治时期(1868-1912)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殊时期，日本学者称之为“风云激荡的时期”，可以说明治时期所构建的核心思想，几乎蕴含了现代日本人思想发展的一切可能性。日本明治社会的对中国观经历过一次深层次的转型，其原因之复杂、影响之深广，在中日关系史上前所未有。这种深层次的社会转型，不仅体现在近代中日两国军事与经济实力的较量上，也体现在日本文化取向与价值观念的转变，彼时的日本急速走上脱亚入欧之路，与几千年来所仰赖的中国传统文化渐行渐远。不仅如此，由于当时日本在引入西学方面较中国先行一步，大量的西方学术思想转道日本传人中国，日本因此由一个长久以来的文化输入国变成了文化输出国。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篇》)，如果从历史反思的角度来看，对日本明治社会中国观的考察其实就是一个“之所以然”的过程。

一

要考察日本明治社会的对中国观，首先要厘清近代日本社会普遍信仰的“明治精神”。1868年4月6日，明治天皇发布了五条誓文，正式确立了近代日本的发展目标与方向，五条誓文后来被视为“明治精神”的象征。这五条誓文是“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文武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俾人心不怠”、“破旧习。基于天地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力振兴皇基”。其中提到的“破旧习”、“求知识于世界”，实际上就是要自上而下汰除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取法西洋，脱亚入欧。因此，尽管明治精神的建构是国家主义、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三位一体，但是贯穿其中的核心理念是“脱亚入欧”。日本最早提出“脱亚论”的是福泽谕吉，这一思想与天皇的“五条誓文”一脉相承，《脱亚论》开篇便说：“世界交通，日益便捷，西洋文明之风东渐，所到之处，无不风靡于一草一木。”福泽谕吉认为“为建立今日大计，吾人决不犹豫等待邻国开明后一起振兴亚洲，相反，吾人应该离脱此一队伍，与西洋国家共进退。吾人虽与中国、朝鲜为邻国，但在交往上也不必特别精心关照，应同西洋人对待中国、朝鲜之方法处分中国。因为与恶友相亲者则不免共负恶名。吾人应从内心谢绝东方之恶友。”在福泽谕吉看来，日本实现振兴之路的前提是必须“从内心谢绝东方之恶友”，这种“从内心的谢绝”不仅指地缘政治上的，同时也指在文化层面上与中国、朝鲜的彻底割裂。